9 殷鉴纪（1 / 2）

殷鉴不远，就在夏后把神拆穿，把人看透

文星被迫结束后，我虽然自顾不暇，但我仍尽力照顾一个人，他就是殷海光，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精彩无比。最后，国民党决定动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国》也就停刊了。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如日中天，《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他顿失地盘、渐形索寞。一九六0年以后，到一九六九年死去，这九年问，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却正好赶上我在文星时代，由于我的帮助，他虽在迫害频仍、衰病侵寻之中，却得以在出书上、生活上、医疗上和精神上，获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间，他在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都是我主持的。四本书是：一、《思想与方法》、二、《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出这四本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国》的首席余孽，他要出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麻烦，自己作孽之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廿目所视，廿目所指“，也不消说；第二方面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中意没人做“，给殷海光出书，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萧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朽，是需要费些力气的，虽然萧孟能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四目所视、四手所指“的画面，却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个稍为人家设想。殷海光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剂其中，希望出书第一，不要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苫心，我想殷海光和萧孟能都不尽知道。例如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殷海光较高的稿费，就在萧孟能肯出的槁费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此中调剂，当事人不知也。

殷海光有一封给何友晖的信，中有一段自道他和我的为人：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大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

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碰，也可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

在时过境迁以后多年，回想大家“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萧孟能确是真诚帮助他的出版家，因为以殷海光当时的处境，这样年复一年的支援，确属难能可贵。萧孟能虽然与我反目，但他做的好事，不应埋没－李敖为人侠骨柔情、恩怨分明，也由此可见一斑吧？至于殷海光说的“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这倒真正有感我心。殷海光“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是真正笨拙之尤的，乃在于他专门被他“仅靠言词“的学生所欺所卖。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他提拔而不能有像样反馈的，他们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投奔彼党者有之、投奔宿敌者有之、冒充传人者有之、拿他做演讲会纪念品者有之……但他们除了“仅靠言词“之外，从未对殷海光援之以手。殷海光一生寻与他“共心通灵“的人，结果找到的，多是“仅靠言词“的学生骗子耳！这真是他的悲哀！

他“为人应世笨拙不堪“，还可举例以明：此公爱书成寐，有一次他看一本Arisiotle（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女儿殷文丽过来，他就教文丽念Aristotle这个字，没想到文丽正在换牙，没有门牙，念到totle，口水应声而出，喷到书上，殷海光大叫：“哎哟！哎哟！“急忙掏手帕擦口水。多好笑呀！还有，此公一辈子只打过四次电话（至多四次），有一次他太太教他如何打，把他带到公用电话旁，替他把号码拨好，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紧握听筒，满头大汗，打完了，要昏倒的样子。他太太赶忙抓住他，发现两手冰冷、两眼发直，好一阵子才恢复正常。再谈他的鲜事。有一天，他和政大的另一书呆夏道平教授，忽然要开洋荤，跑进观光饭店喝咖啡，咖啡厅在十二楼，他们就进入电梯，可是很久很久还不到，空气闷得难过。殷海光说：“这么久了，即使一百二十层也该到了。“于是紧张起来，还是夏道平聪明，他看电梯墙上有许多阿拉伯数字，就乱按了一个，门突然开了，原来还在一楼！两人得庆重生，吓得不敢再坐电梯，决定走楼梯上去。走到二楼，就发现没有上三楼的楼梯了，只好又下一楼。殷海光说：

“我们到别家去，何必一定要在这里。“夏道平说：“不行，既来了，一定要找到。“于是两人四处去找，找至一座有人开的电梯，总算到了咖啡厅，不巧那天咖啡厅休息。两人只好再摸索到另一较的房子，一进去，发现都是一对对情侣，两个老头也顾不得了，挤进坐下。看到一位歌手正在边弹边唱，夏道平碰碰殷海光，大声说：“你看，是真的人在唱歌呢！“

殷海光虽然“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仍处处不忘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生活细节上，也可看到一斑。他从不坐公共汽车，他认为人的尊严会给挤掉；他喝高级咖啡，吃英国饼干，去贵族医院看病……这些都表示他也满布尔乔亚的。

另一方面，他除了不大会用电话机、不会用自动电梯外，要替人做衣服的殷太太向人收两种工钱－有钱的人要多付，没钱的要少付……这些都表示他也满书呆的一面。以这样层次的知识分子，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当然要受到很多限制。殷海光虽然天姿英明，但在生活面上和人事面上，却很容易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中国》停刊以后，殷海光对国民党的厌恶更深了，一个人只要同他骂国民党，他便轻易相信这个人。有一次，台肥六厂图书室请我讲演，我认为来者不善，拒绝了；他们改请殷海光，我劝他不要去，他被封锁已久，还是去过瘾了。讲完了，一个人走过来，向他大骂国民党，立刻谈得投机起来。后来登门拜访殷海光，殷海光还把《自由中国》编辑胡虚一介绍给这陌生人。牵累到胡虚一身陷黑牢，原来那陌生人是卧底的！殷海光就是这样容易被钓的人！农村小孩钓青蛙只要用根线，往草里一放，青蛙就咬住不放，全身暴露而出。殷海光容易被小人利用，也正如此。雷震也犯同样的毛病。我同殷海光玩笑性地表示过：“你们的为人最容易被小人包围，你们搞政治，若当了政，恐怕小人当道的情形，更要严重呀！“

在我写《老年人和棒子》发表后，不久就发生了“中西文化论战“。文德（陈宏正）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说：

“在文化论战中，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因为“西化派中殷的学生李敖、许登源、洪成完攻击胡秋原，引起胡秋原的误会，以为西化派是殷在背后策动“。以致殷海光“以后被胡秋原、徐高阮连续不停地施以人身攻击，对其后迫害殷不能在台大授课，形成一大压力与不利环境“。这段内幕，殷海光留下一篇回忆－《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其中说：

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国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伊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主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李敖按：徐复观也），则从旁助威……

……本年上学期末，各校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的是批驳费正清等在美国国会证词，说他们“助匪“、“犯罪“。照我看来，这篇文章可算官方雇用文入的写作精华。彼等立论，完全是从一个政权的利益出发，罔顾世界大势。其实，费正情等人的言论，意在保全台湾。台湾这个小岛，若不是美国第七舰队保卫，恐怕早在一九五0年便“陷共“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复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为一“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

于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殷海光说“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宣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但在十三年后，“哪儿来的“终于水落石出。一九七九年三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属下的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疑团尽解。胡秋原在序中回忆：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来，所以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

一九六二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在所谓文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出诽谤案之诉讼，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宜、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胡秋原、郑学稼告文星的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郑学稼“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一九六六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清、巴奈特趁机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此我与慎之合作之一事。

这一透露，又告诉了我们：“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曹敏已经“邀约“胡秋原、郑学稼、徐高阮共同合作为国民党秘密搞文宣。据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联合报》，当时新闻局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台湾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五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文，现已洽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者一千六百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可见国防部总政治部黑势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业，然后叫行政院新闻局到美国报上买广告的程度！胡秋原说他们“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名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xx。正因为是被强xx，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由签名事，参照文星被封杀，在封杀作业中，由王升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是媒孽最深的首席机构。当时文星的敌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学人，其实骨子里却跟王升这些大政工挂钩，同干这一票“文武合一“的摘星大业。当时因为事涉机密，流传出来的内幕有限，所以无从深究。直到胡秋原事后自己这样透露，才真相大白。

王升本人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下三货。林正杰的《前进》杂志马屁说他是正统军人出身，这是美化王升的说法。事实上，王升只不过小学毕业外加受训不足六个月的卑鄙小子，所以他的招朋引类，也就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式的，他所欣赏并重用的大将曹敏，还不如王升念过小学，他根本没进任何正式学校。他在一九二六年混迹北伐队伍中，办党。抗战胜利后，办党报。离开大陆后，逃到香港做小生意。一九五一年来台湾，一九五二年到政工干部学校教书，见宠于王升，自此扶摇直上，伊然学术与政治之间人物矣！胡秋原等从曹敏这根线上攀王升，完成“文武合一“的挂钩，这种人是什么水准，可想而知矣！殷海光因文星而被胡秋原等迫害，一千六百人签名事件只能算是迫害中电影手法的“远景“，因为这一甄别“忠“与“不忠“方式，受害者不止殷海光一人，但是对殷海光个人的文字围剿和台大出局，却是电影手法中的“特写“、“大特写“。受害人首当其冲者，则是殷海光。殷海光说国民党迫害他是“用一种十分复杂和隐闭的方式，不易观察到“，确是事实。当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文字围剿，却不知道骨子里胡秋原等的勾结国民党大珰头，动用官方的特务政工力量，整垮文星、斗垮殷海光的作业细节。如今殷海光墓草久宿、王升垂垂已老，年过九十的胡秋原自忠贞分子、反共大将一飞而直上北京矣！人世变化之奇、政海波橘之异，反反复复，有如是者！

在殷海光被迫离开台大之际，教育部去函台大，调虎离山，拟聘请殷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殷海光很困惑，特来找我商量，他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也“义不食周粟“。

我说：“不错，一个人不该不劳而获。但按照宪法第十五条，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机会、有工作机会的前提下，才能谈正常的不该不劳而获的道理与道德。如果环境不准你有适合你的生存权和工作权，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也情有可原。陈独秀到死还拿政府的钱，可是何碍其为陈独秀；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可是又何碍其为鲁迅！不拿当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吗？至于你说义不食周粟，这种道理在伯夷叔齐时代就站不住，们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蔽而食之，但他门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蔽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却吃周朝的蔽，这是哪一门子的逻辑啊！何况所谓周粟，也不是什么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膏而已，还谈不上是国民党之饭也！“我这一番话，把殷海光说得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是雄辩家，他知道我故意站在他的立场为他讲宽心的话，他知道我李敖真的是“义不食周粟“那一派，当然他知道我“义不食周粟“，有我的本钱－我还年轻，我比较灵活，可以“做点小生意谋生“。殷海光连“做点小生意谋生“都不及格，因为殷太太做点裁缝工作，他都要来个二价，这种头脑，又怎配做生意呢？

至于殷海光的生活收入，所遭到的困难尚不大严重。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给他满好的待遇；《自由中国》以后，我自文星给他大力的支援。费正清到台湾的时候，约我陪他·去看殷海光，后来在南港请殷海光同我吃饭。因为殷海光曾向我表示希望美国有学术机构帮助他，我侧面问费正清可否设法，费正清说，他已对殷海光有帮助。这事我颇不快，我向黄三抱怨说：“老殷的为人我实在要骂他，他拿了费正清的研究费，却对我们不吭气，害得我们还拼命替他设法，这算什么！“，我虽然大力支持殷海光，但对他的为人，却总是以看一个不通人情的高级书呆的眼光来给他定位。他并非全无心机与权术，但这种心机与权术，总是湖北人式的，格局甚小，所以我始终不怎么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我对他的蚊龙气质与文字上的才华很佩服，并且为了散布并延续这种气质和才华，尽了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力量。

虽然我称殷海光做“老师“，但他清楚知道我没选过他的课，“老师“对他是尊称，是名不副实的。因此他对我，也是一种师友之情，算得上是“尊而不亲“。我的一些小朋友，像陈平景、像黄三，倒比我跟他面见得多。他跟陈平景后来为了钱有不愉快，一天早上，他特别到我家，要我用我对陈平景的影响力，收回由他口述由陈平景笔录的自传。我有点怪他不该为了点小钱否定陈平景，但我还是把陈平景说了一顿，要他交出自传。后来经我劝说，两人又言归于好。我虽然与殷海光交往不密，但每有重要情况发生，他总找到我，也特别尊重我的判断，胡虚一被捕以后，殷海光家门口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要若无其事，但是学生们该少来，免得连累他们，使他们以后有记录在身，万劫不复。他认为很对，就在门上贴了不见学生的条子。殷海光进行离开台湾，也找到我，我为他奔走了一阵。不幸的是，殷海光一直到死，都没被准许离开这个岛。为了他出境的事，有一次我对他说：“国民党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里有一种流刑，他们倒真该复兴。如果复兴了这种放逐之刑，你和我就都可走了。“他听了苦笑。我想，他后来希望死后面对太平洋水葬，与于右任死后面对大陆土葬，正好是一个对比。

古人放逐别人，要宣布“不与同中国“，殷海光想面对太平洋水葬，除了表示他心胸的浩瀚以外，大概也有甘愿“不与同中国“的远托异国之悲吧？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在美而廉碰到殷海光，感到他的气色很差。本来对他的健康，我没有注意，因为这是殷太大的事。殷太太那么贤慧，照料殷海光的健康，当然不在话下。

但这次见面，使我感到有点不对劲，我把陈平景找来，侧面问他，他说殷海光有胃病。我问医生怎么说？他说没找医生。

我把他骂了一顿，我说有病怎么不找医生、他说殷海光不肯，殷人大也不肯，殷海光还说除非去贵族医院，他不要在公立医院应诊。我又把他骂了一顿，怪他没有好好照顾殷先生。他说他们夫妻都不肯，他也没办法，“除非你敖哥逼他们。“我说就这么办，我去逼他们。四月十四日深夜，我写了一封信给殷海光，埋怨：“没想到你竟对你的身体这样不科学！“我告诉他我已替他的好贵族医院的门诊，一定得去。“你治胃病的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所以我愿意请客，以我们的关系和了解，你自然不可推辞。“就这样的，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我把殷海光推到台湾最有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面前。李大夫对我说：“我佩服殷先生，也佩服你李先生，李先生郑重托我，我自然尽力。“他为殷海光做了彻底的检查，检查期间有说有笑。

然后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就走出去了。我跟殷海光聊了一阵，借故出来，李大夫拉我到一边，满脸严肃他说：“百分之百的胃癌！百分之百的胃癌！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医生？“我问他：

“能拖多久？“他说：“这次若不来看病，几个月里就没救了。“

我问：“现在有救吗？“他说得开刀才知道，现在就立刻办住院手续。于是，殷海光立刻被“当场收押“，我把他安排进病房，把同来的孟绝子、陈平景都支使出去，房里只剩他和我。

我先说了些轻松的，然后轻描淡写他说：“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你这位忧郁哲学家啊！竟得了胃癌。罗素要听说你得了这种不哲学的病，他会笑死了。现在决定开刀抢救，你应该准备在开刀以后，好好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相信那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你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但我一想，你看了这么多书，若连生死都看不破，那书也白看了。所以我决定告诉你，使你有所准备，免得做错了安排，浪费了时间。“殷海光听了我的话，很镇定，也很从容。他感谢我以强者对强者的态度对待他，他说一切就照我说的办。我走出病房，叫陈平景去陪他。陈平景后来说：殷海光一见到他，就哭了。殷海光在强者李敖面前不得不示强，但李敖一走，他就垮了。这时候有一个插曲，不可不记。陈平景在医院跑来跑去的时候，忽然见到党外人士高玉树从汽车下来。高玉树当选市长那天晚上，殷海光正在家里请我吃饭，饭后我们一起到中华路高玉树竞选总部前看人山人海，也看军警云集。高玉树当选了，殷海光很兴奋，当晚我请他和何秀煌一起到中央酒店看洋妞跳半脱不脱之舞，殷海光和何秀煌两个书呆，那天晚上也颇有好色而不好德的表现。高玉树他们搞新党的时候，与殷海光走动颇勤，所以这次从汽车下来，陈平景第一反应就是：“高玉树来看殷老师了！“他匆匆跑来告诉我，我说：“不会吧，政治是最现实的，高玉树不会知道殷海光生病，知道也不会来。他到医院，一定是看别的达官贵人的。“看来一查，果然国民党大员陈建中出了车祸，就便住进贵族医院，高玉树玉树临风，原来如此！

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殷先生就患了胃癌绝症，是郑华志陪他到宏恩医院检查出来的。“王晓波全弄错了，不但郑华志没陪他到这贵族医院，反倒在我安排开刀时，郑华志等才出现。郑华志正在台大念医学院，学到一些半生不熟的理论，向李大夫很不客气的质问，好像李大夫有什么错似的。李大夫是名医，也有修养，他不厌其烦地向郑华志讲解理论与实际，但郑华志仍纠缠不休。我很生气，大骂郑华志一顿。我说既然到这个医院来，就要尊敬并信任人家医生，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事！如果你们爱护殷海光，在我把殷海光送到这里来以前，你们他妈的在哪里？郑华志等被骂以后，悻悻离去，在外宣称这个医院不行，还是到他们台大医院去开刀才“安全“。殷海光知道自己还是台大教授，在台大医院开刀可以减轻我的负担，既然在那边开刀“安全“，也乐意去。于是在四月二十五日，转到台大医院。五月一日开刀，把胃割掉三分之二。台大医生说，最多只能再活一年。我写了一封信给李大夫，为我无法有始有终的请他为殷海光治病和郑华志等的无礼表示抱歉，然后就赶忙轧头寸来付医药费。我四月十四日给殷海光信中所说的“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的话，其实是骗他的，我不愿他知道我的经济困窘而不安。事实上，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很难靠出版社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当时救殷海光情形，在水牛出版社彭诚晃拒绝为我贴现后，我只好改找萧孟能，但萧孟能不肯帮忙，最后由刘绍唐帮忙，我才兔于退票。我这里近乎啰嗦的写这些小事，目的只在说明：为了对殷海光热情，我自己遭遇了多少人间冷暖；为了救殷海光性命，我看了多少伪君子和伪殷门弟子的丑恶面相。我把这些写出来，拆穿出来，对世道人心，应该有点警世作用，所以我就不怕麻烦了。

到了殷海光开刀以后的第二年，一天下午，殷师母以焦虑的声音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再送他到贵族医院检查一下，我同意了，不料一住进医院，那些我不做他们不做、我一做他们就骚扰的护师派又来了。好在这次检查并无新结论，殷海光很快就回家了。

本来我还常去看他的，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令我极不高兴。据黄三告诉我，有一次很多人在殷家有人说了诬蔑李敖的话，殷海光明明知道那是诬蔑，却闷声不响，还点了头。黄三很气愤地告诉了我，我认为至少在殷海光家里，殷海光应该为我仗义执言的，怎么可以这样？我生气了，就不再去殷家了。有什么事，我都叫黄三、孟绝子、王晓波去办，当然我还是关心他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样长久的个去他家，是一件错误。那时他生命已在最后一年了，他变得软弱，神智自然也不如健康时清明。就在这种衰病侵寻之中，殷海光被两批人利用了。这种利用，我直到他死前一天和死了以后才陆续知道。如果我常去看他，也许情况不会那样糟。第一批利用殷海光的是陈鼓应这批人。他们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制造了一本《春蚕吐丝－殷海光的最后话语》，说殷海光临死前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有根本性的改变，并且强调这一点，把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的伟大贡献轻轻带过，把殷海光为自由民主的努力，反独裁反极权的努力都轻轻带过，甚至把殷海光描绘成一个临终的悔罪者似的。这是对殷海光最卑鄙的诬蔑。参加这种诬蔑活动的，除陈鼓应这批人外，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和头脑不清的韦政通等也都在内。这些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我们知人论事，必须从他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智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为准则，怎可以拿衰病侵寻的行将就木者的言论来作准？古代凡是皇帝死前的诏命，都不被轻信，认为是乱命，其理在此。何况，陈鼓应这批人从来没有任何殷海光的亲笔或录音以证明他的转变（连一片“你办事，我放心“式的小条都没有），我认为“春蚕吐丝“中许多话，根本是捏造的、加工的，或有意重描浓写的，这显然是一本为取悦某方面而供自己做敲门砖的伪书。第二批利用殷海光的是殷太太这批人。殷太太夏君略是非常贤慧的女性。她长得比殷海光又高又大，待人亲切有礼。

她在《永不能忘的日子》里写道：“事实上我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这话倒很近实情。我在殷海光家无数次，大家上天下地的谈，但殷太太从没参加过。我对她了解很少，直到殷海光死前头一天，我才惊讶地知道她参加的是教会活动－她是一个虔诚得近乎狂热的基督徒！那天她拿出一本笔记给我看，说：“这是殷老师最后信了上帝的证明。“我翻了一下，说：“这些笔迹不是殷老师的啊！“她说：“是我记录的。“我当然怀疑，可是正忙着替殷海光准备后事，我并没重视这本笔记。但我觉得很荒谬：殷海光从没跟我提过他有一个信上帝的老婆，他自己也从不信这一套，怎么今天忽然冒出一个信上帝的，并且还说他也跟着信了，这不是趁病打劫吗？第二天下午，殷海光死了。殷太太后来在《“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中说：“到家不久，李敖及孟祥柯和我一齐去怀恩堂商量一些事情及决定追思礼拜的日子。“她这段话，是长话短说了。因为头一天笔记的事，使我感到一批教棍可能利用殷海光，我该特别防范一下，果然回到殷家，殷太大就坚持以宗教仪式办后事，并说已跟怀恩堂的周联华牧师约好，现在就去。殷太太大概没想到我是个激烈反对者，她约我一起去怀恩堂，要我代他们润色一下已写好的殷海光“安息在主的怀里“的通告稿。不料我一见周联华，就把他责备一顿，我说你给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做后事吧，何必又来糟蹋殷海光！孟绝子在旁也支持我的责备。我坚持删掉“安息在主的怀里“等鬼话，争执不下。最后我只同意用“永生“字眼，“永生“不算是宗教字眼，但可使教棍们自以为是，殷太太总算同意了。再回殷家，殷太太在廖融融等许多人面前向我说：“李敖，你是战士，可是殷海光不是了，殷海光已属于上帝！“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中记这天晚上“廖融融言，殷师母告其得上帝启示，殷先生遗稿概不出版。并言其与殷先生结婚以来，每日担惊受怕，不愿殷先生阴影再笼罩她。殷先生死了，她应该要得到解脱。“王晓波的记录，告诉了我们：思想家是不宜有“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的太大的，思想家讨错了者婆，在他死后，对他思想的流传必是一种妨碍，从托尔斯泰到胡适，无一例外。殷太太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教棍生涯使她把最后一年的殷海光“夏君珊化“，这显然更使思想家警惕。《诗经》有一句是：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用来做有趣的曲解，正好对这段殷夏婚姻，有了先知式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