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根株纪（1 / 2）

种桑江边，根株沧海求仁得仁，大屌不甩

我主持的《文星》杂志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官方封杀的，自此四年的文星风云，慢慢走向落幕。这时我三十岁。第二年开始，官方大规模的查禁我的著作，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我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等的陷害，我被警备总部约谈，严然一“匪谍“矣。这时我三十一岁。一九六七年，虽然官方麻烦不断，个人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义助殷海光。这时我三十二岁。

一九六八年，我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并义助柏杨。这时我三十三岁。一九六九年，我又义助彭明敏。这时我三十四岁。这四年岁月，我整个的感觉如同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喻贫贱之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才是正解。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该引申解释做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说来，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这种诗情。

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老朽昏债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

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

事后我写信给吴国帧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跟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在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Meditations），作者是二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十九世纪的马克思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Chatterleys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傅儒家里养了一对夫妻，事实上全和这位大艺术家有关系……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伯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励，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三十八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的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反共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0三一九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槁，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盂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名气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二十年问，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一九八七年五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五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十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里），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我写《胡适评传》出版后，梁实秋写了一篇《读第一册》，对我是很捧场的。那时我在文星威风八面，文星势力如日中天，文坛中人，做“敖之颂“者，自余光中以下，颇不乏人；而余光中以上，梁实秋等亦与焉。后来文星被封，最早对文星不够意思的，却又是梁实秋、余光中等正人君子。萧孟能当时在日记中曾痛感于此。梁实秋在文星盛世，与我们交情，大有王婆口中之“小“，那时胡秋原骂萧孟能“一书贾耳“，梁实秋乃写篆文“一书贾耳“一方，以赠孟能。那时我尚未戒酒，梁实秋乃以金门名酒两瓶，以赠敖之。后来文星被封，梁实秋与李敖划清界限，日见其严。从此这篇《读第一册》之文，即不见收于他的文集矣！不但生前如此，他去世后，报章上炒他的遗作，解数毕出，从少不更事之文，到老犹多情之作，无不遍搜靡遗。但我奇怪，梁实秋生前的这篇重要怯文，却为什么总被忽略了？

想是李敖问题大多，以致祸延梁文吧？

余光中也是文星时认识的朋友，此人是王安石看不起的。“福建子“为人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但聊天时满有趣，尤善巧思。他为人最喜招朋引类、结党营诗，我在文星时，他极力拉拢我，邀我参加师范大学的“现代诗朗诵会“，奉我为贵宾，介绍到我时，人人争看文化太保真面目，掌声之大，任何人不能比。事后诗人夏青说：“他这种散文家这样受欢迎，我们下次非让他也朗诵几首诗不可！“余光中又拿梁实秋和我的文章在师大的翻译课班上试由学生翻译，试验结果，认为我的文章比梁实秋的容易译，换句话说，语法比梁的西化得多。他又约我到他课堂上讲了一次演。凡此种种，都是刻意交好的动作，后来文星被官方封门，势利眼的余光中也就见风转舵。最不该的，是他明知文星被勒令停业，他在香港谈话却说文星结束，是经济上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经营不善！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血手封店，不敢置一词，反倒如此曲为之讳，真是太没脊梁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岂有哑巴缨思？》他不敢说真话，至少也该哑巴一下，别说假话，可见“哑巴缨思“，亦未易为也。为了报复他的可恶，近二十年后，我受萧孟能太大朱婉坚之托，到法院告余光中违反著作权，为了他把卖断给文星的著作一物两卖，在法院，余光中狡赖说所谓的文星书店只以出版一次为限，事实上，若只以出版一次为限，即付“三千元“，当年余光中尚无此身价！

余光中这种自抬身价以为狡赖的方法，在我代朱婉坚控告满脸买卖人相的蔡文甫时，也同样发生过。蔡文甫竟说他当年跟文星签约，是“不平等条约“，我在法庭上斥责他，说：

“当年签约你蔡先生又不是小孩子（那时他实年三十八岁）、又没有心神丧失、又没被暴力胁迫，契约如有不平等，你为什么要签？何况那个约，比你们现在九歌出版社跟作者的约，在许多地方，还对作者有利得多，你说不平等，是什么意思？当时买断你的大作，付了你三千元，那时一幢新公寓才不过十二万元，三千元不是小数目，如果说有不平等，我看该是文星根本不该出那三千元！其实一块钱都不必付你，你也会高高兴兴给文星出书，因为你当时尚未成名，一登文星，身价十倍。如今你这么有名啦，也该想想当年文星捧你有功吧？也该回馈回馈文星书店负责人萧太太吧？可是，你出了文星的书，甚至礼貌上都不送萧太太一本，我给你的存证信你也悍然不回，今天还说什么不平等的话，你可真好意思！你现在也是开出版社的人了，假如有一天，你的九歌也像文星一样，被政府给关了门，作者们这样对你，你愿意吗？“我这番后，说得蔡文甫面红耳赤，完全不能回嘴了，余光中的情形，也大率类此。

文星为余光中出书时候，他亲笔写自吹自擂的广告词，自道：“中国文坛最醒目的人物之一，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减去他，现代文艺的运动将寂寞得多，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忙得像和太阳系的老酋长在赛马。“如今他签下与文星这种约，真不知该怪右手还是该怪左手，《新约》中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理论上反之亦然。但两手相互间纵不知情，签约者必居其一，总不能不认账也！十六世纪英国总主教克兰默（Thomer），在被火刑处死前，曾谴责他的手，说他手写了大多的违心之言，而该先遭火烧（“（“……Ihavewritenmanythingsuntrue.Andforasmuchastrarytomyheart，herefore；for，etothefire，itshallbefirstburned．“）。有的历史没记载总主教怪自己的右手还是左手，四百年后如时光倒流，只有余光中能现身说法、提供解答了！基本上，余光中一软骨文人耳，吟风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他开会开到外国去，在加拿大参与国际笔会，大会关心大陆被捕下狱作家，余光中与焉。令人奇怪的是，当台湾被捕下狱作家在牢中的时候，余光中为何不关心？会喊。“狼来了“的他，却为何为虎作怅？至于笔上写“天安门，我们来了“的诗人，却在台北景福门纳福，且为诗拍蒋氏父子马屁，更证明此人是势利中人，绝无真正诗人的真情可言也。

余光中介绍一个人，叫王敬羲。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轰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做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槁，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愉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一文不付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但从我复出后，他却一路造谣，竟说国民党有意把李敖放出来了，又在萧孟能诬告我的案子中助萧为虐、落井下石，种种行为，十足是文化小人。他又盗印柏杨的书，虽中饱版税，但在柏杨出狱后向他讨钱时，他却给了柏杨一些，大概是勾引柏杨老婆后的内疚吧？柏杨做了王八头而不知，还感谢王敬羲呢。我们深知内情的，都忍不住窃笑。

在文星时代，有一次我同何凡等聚餐，何凡洋洋得意他说他在《联合报》写“玻璃垫上“，“一连写了十多年，还不出事，可见段数之高。你李敖整天惹警备总部，是何道理？…我说：“何凡啊！你还好意思说吗？你独占专栏地盘，有别人享受不到的好机会，有这么大的宣传媒体，你整天写的，上限不过大官的白眼，下限不过公车的黑屁，然后就是谁跳多高、谁跑多快、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你十多年来，没把言论自由的尺度写宽一点点，没给警备总部这些大老爷们施以一点点教育和教训，你不觉得你失职吗？你还好意思这么得意吗？“何凡虽然讨人厌，但他大太林海音却很好。她主持《联合副刊》时，我曾投稿，有的用了有的不用。她虽然胆子不大，但比起后来政工系痖弦之流来，却高明宽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