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趋向的一个答案（1 / 2）

“无党无派“的自立晚报，希望我这个“无党无派“的人，用四千字的篇幅，给一九六四年元旦特刊写篇谈中国思想趋势的文字。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主要的困难是：这样复杂繁重的问题，用四千字的简略讨论，最容易流为空泛，流为推理中简单公式的谬误（fallacyoftabloidformula）。

在这种可能的空泛和谬误面前，我仍愿做一次尝试。我希望我能在复杂繁重的思想戈登结（GordianKnot）上，砍下一刀。并且就凭这一刀，劈开中国思想的“核“。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层层累积这个烂摊子上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重担，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遗产，对新时代的我们说来，究竟有些什么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新世界里得到好处？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想要求得答案的问题。

对这个答案的揭晓，我们的上一代已陆续偿付了重大的首先，他们从“万国衣冠拜冕旈“的陶醉中惊醒。然后，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接受了“奇技淫巧“：戴起了眼镜，挂上了闹钟；进一步，他们很不愿意的说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在义和团的热血凝固以后，在洋鬼子的“文化侵略“生根发芽以后，我们的上一代退守到最后的马奇诺，在这条防线的壕沟里，他们用美援做营养，高谈民族文化的精英。

这种演变，是开始跟洋鬼子打交道的人绝没想到的。当年的封疆大吏（胡林翼）第一次看到外国的轮船，对西方文化突然感到恐惧，恐惧得“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可是今天呢？

今天的封疆大吏不恐惧了，他们若要做固有文化的孝子，只消“勒汽车回家“就够了。他们在把孔回来，即使“中途呕血“，也有留美医师赶来急诊，急诊以后，他们仰在沙发上，衔着吕宋烟，放心他说着风凉话：“何必找西医呢？其实一副中药就行了！“

任何曾为文化奋斗而做了烈士的人，他们在九泉之下或九重天上，都会死不瞑目的质问：“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矛盾结局么？中国文化难道就是用来点缀或用来串假戏的么？

中国文化难道真的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潮流么？“

文化烈士的质问和文化孝子的言行，已经逼得我们要觅取新的答案，换句话说，我们上一代所陆续揭晓的答案，都不是我们所能满意的答案。

几年来，我以一个关心中国思想趋势的人的身分，很想给这个新的答案求得解答。在白天、在深夜，在活着的中国人的嘴上、在死去的中国人的书里，我练习呼吸中国人所呼吸的空气——一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呼吸的结果，我发现这种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百分之四的比例。换句话说，空气中所以有这么多的害人的“二氧化碳“，因为它们不是新鲜的，是被两千五百年来的人呼了又吸、吸了又呼过的。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呼吸着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时代的空气“，这怎么能够生活？怎么能够不糟糕？

我这里写“孔子时代的空气“，我的心情是不痛快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文献典籍，不要说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就便是有五十万六千种，它的主流，也不过是以孔子的呼吸为呼吸的。如果一定要分出些大同小异，我认为有三个系统足可以囊括了：泛孔系统

“泛孔系统“是中国思想的“正宗“，它的特点当然是“子曰“、“诗云“、“圣人言“的逻辑。在这个系统里面，一个人，不论说话、放屁、写文章，都要先顶上孔子的帽子才开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方东树所说的，“得圣人之真“。于是，你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我，我也戴着孔子制帽厂的帽子骂你，闹做一团，大家都咬定自己说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