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志留纪（2 / 2）

其一：看懦夫教授诉说警察凶相，边说边哭，不亦快哉！

其一：看考生最后一堂考完出场，买红豆冰棒一根，边走边吃，不亦快哉！

其一：看和尚发怒，不亦快哉！

其一：看神父还俗，不亦快哉！

其一：听日本人说英语，把National说成“那新那鲁“，不亦快哉！

其一：使小气鬼破财，不亦快哉，其一：在假日玉市看土蛋玩假玉，不亦快哉！

其一：鬼月买房，连鬼都怕你，不亦快哉！

其一：太太小屯，儿子戡戡，别人下海，我们上山；太太小屯，女儿湛湛，上山以后，旁若无人。不亦快哉！（这一条，是一九九八年新换的。）

在文星时，陶运猷写了一幅中堂送我，中有一句说我“敢违世俗表天真“，他这句诗写得很传神，我的为人，的确如此，“表天真“并不是装小孩、显幼稚，而是真正基于真知和真诚的率性表述，这种表述容或夸大，但非扯谎，也非虚伪，反倒非常“性格巨星“。正因为我自己雅好此道，所以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Gen.Georgepatton），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在党外时代，我帮黄石城出资的《深耕》写一篇东西，他们给我四千块稿费，我马上叫来人找到黄石城说：“笑话，只给四千，拿三万来。“黄石城果然给了我三万，可是我把这钱转给林正杰当竞选经费了。这就是我“敢违世俗表天真“的动作，态度嘛，不够好，且有“流气“，但极有效，因为别人怕我，所以大家反倒少麻烦。最有名的一件是我为死友小苏（苏荣泉）讨保险理赔的事。小苏跟我多年，搞出版，与国民党斗争，他和黄菊文是第一线人物，功劳仅次于菊文。他跟我多年后，感到自己还年轻，出版业前途黯淡，乃改行去高雄帮“金主“做放债收息生意，方法是把现金借给拿不动产银行以外“第二胎“抵押借款的人。不料一次借给了一批流氓，流氓想耍赖，把他绑去，强迫他涂销“第二胎“设定，他死也不肯，他说如此“金主“将不再相信他，他宁死不受威胁，折腾了一天一夜，流氓们无奈把他放了，可是他心生恐惧，乃去保险公司保生命险。为了炫耀身价，他保了八家，总额高达两亿三千七百九十万，但保后不久，他即在泰北旅游时被枪杀。他的家属向保险公司交涉四个月，保险公司以静待调查为由，迟不肯赔，并且显然有耍赖迹象。他的家属求助于我，我查出八家公司联手拒赔，是由国泰人寿带队的，我乃先找美商背景的两家——安泰人寿和南山人寿，使出浑身“流气“，予以分化、予以摆平。其中南山人寿最逗，他们经理说：“要打官司，我们可以打赢，可是我们不要跟你李先生打，我们愿意赔了算了。“这时国泰人寿态度蛮横，硬带头不肯就范。我乃写信给国民党伪财政部长林振国、伪保险司长陈冲分别警告，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赔偿金额“保险人应于约定期限内给付之；无约定者，应于接到通知后十五日内给付之“。简单他说，人一死，十五天内就该给钱。“保险法“是所有保险业务的母法，就法律的位阶来说，就像“宪法“一样崇高，保险公司不能以“调查中“为托词，以“逾期部分会付利息“为借口，拖延赔偿。如果赔错了，可以以诈领保险金告我，但不能不先赔。而今天国泰人寿如此蛮横，显系你们保险司包庇所致。我的信当然理直气壮，“财政部“怕了，给了国泰压力；国泰软了，遂照赔，国泰一赔，其他五家（“中国“、“全美“、“三商“、“国华“、“兴农“）也就投降了。于是全部花了一个月零五天（其中还包括过了一个旧年），两亿三千七百九十万元，全部代小苏家属要到。其中有趣的一个插曲是，我调查保险司涉嫌包庇时，不知司长名字，经查出是“陈冲“后，我在桌上写上“找陈冲“字样。我太大小屯“偷“看到了，笑问我：“你找电影明星陈冲干什么？“原来她把女明星陈冲给想进去了。

若说我一路喜欢做穷凶极恶式的“流气“抗争，也不尽然，我也有极动人的做法。雷震《自由中国》被封后，它的作者胡虚一卷入殷海光案，坐牢期间，瞎了一只眼睛。这场冤狱，雷震的老婆一一监察委员宋英视若无睹，丝毫不肯援之以手，反在胡虚一出狱后，说没心肝的风凉话。宋英对胡虚一说：“别怪国民党了吧，国民党弄瞎你一只眼睛，但免费为你把另一只开刀，开出来比以前还好用，国民党也不错啊！“

胡虚一出狱后，就食通化街程积宽煤气行地下室，每晚睡觉，要踩着砖头下去，因为地下室淹水。由于他和我在殷海光家有一面之缘，他乃求助于我，我怜其因义受难，乃把他接出“地窖“，全套照料其生活。他说他整理雷震日记，雷震同意他影印存念，雷震如今死了，或可发表在我办的《万岁评论》上，我当然欢迎。不料消息一出，宋英立刻在余范英发行的《时报杂志》上警告，一边说李敖以不正当方法取得雷震日记，一边警告不得发表，否则要告。我看到后大怒，乃声言我不等你告，我先告你！宋英立刻怕了，也放水了，宣称李敖难缠，她不告了。可是余范英这边无法一走了之，被我逮住。我到法院递出状子后，余范英主战，但她老爸余纪忠却力持慎重，派高信疆太太柯元馨和简志信（瑞甫）前来疏通，因为他们两位太客气，不太能准确转达我对余纪忠不满的话，所以我决定写一封信给余纪忠，信中说：

昨天柯、简二位，奉先生之命，第四次来舍下，转达先生请我撤回告令爱的讼案，他们一再强调说：余先生说，他对你李先生素来钦佩，多年来《中国时报》也一直给李先生做公正报道，以后还会继续做公正报道。我说：我在十八年前（一九六六年）也告过余先生，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报，用第三版六分之一的篇幅，单方面报道他的朋友徐复观诽谤我的长篇大论，却不登我这方面的，这是有违“中国新闻记者信条“中“善尽新闻责任“、“公正第一“、“热烈伟大之同情心“等任何一条信条的，这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忘了——这是第一次。囚年前（一九八0年）国民党由王升带头的秘密小组发动司法斗倒我、舆论斗臭我，利用胡茵梦等人，连番诽谤我，《中国时报》的新闻处理，是以三十分比一的比例进行的，不但使我只有在三十分之一的“公平“，并且一律拒绝按照“出版法“、“中国新闻记者信条“给我更正。我当时是以挂号信寄去的，并且打电话告诉了余范英，余先生不能说不知道，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二次。两年前（一九八二年）我出狱，出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记者揭发监狱的黑暗，那一阵子，反倒是《联合报》登了两边的话，虽然也比例不对，当时《中国时报》登的，却是法务部那边一面倒的骂我的话，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三次。今年又来了，《时报杂志》又一面倒登宋英诽谤我的话，按照最基本的新闻处理原则，要登，也得向胡虚一和我查证一下吧？可是却全无此等基本手续，就悍然登出，并且一登再登，胡虚一写信更正，第一次是擅删其信，第二次是根本不登，甚至连礼貌上不登的原因都不打个招呼，这未免太目中无人了，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四次。多年来，每在国民党想用舆论斗臭我的时候，《中国时报》部无役不与，现在余先生说多年来《中国时报》一直给李先生做公正报道，我李先生实在不敢相信。我跟柯、简二位又说：余先生和你们各位，都没做过第一大报的受害人，不在局中，不知其苦；相反的，高高在上，享受官方只许我办报不准你办报的独占，自然就久而不觉其错，余先生说他对我…直公正报道的心理，是我可以理解的，大权在握的人，没人会在内心里使自己不平衡，余先生当然不相信他自己是不公正报道的人，虽然事实。匕焦头烂额的总是我们。《伊索寓言》中青蛙向小男孩们抗议，说对你们是运动、对我们是玩命；《聊斋》中蝴蝶向县大爷抗议，说对你是赎罪工具，对我们是虐待死亡。这些对比，都说明了双方立场不同，看法的差距是多么大，我并不奢望余先生采取我的看法，但是我必须使他多少要觉醒到，《中国时报》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清白、那佯公正，下少对李敖绝非如此，他的看法错了。我承认余先生说索来钦佩我的话是很诚意的，我承认他对我的理解比其他国民党人员高明得大多，我也承认他在我为《中国时报》写专栏时对我十分礼遇，我甚至感谢我结婚那天余先生余夫人到我家来看我，请我吃饭……但这些私谊，在风浪来时，似乎都无助于双方的毫不容情。多少年来，我在外名誉这样狼藉，拜第一大报的榆扬之赐，恐不在少，而其中波橘云诡，变动无常，也颇足警世。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嵩秋、“新闻局长“宋楚瑜请我吃饭那次，余先生在座，说《中央日报》曹圣芬连李敖卖书的广告都不登，未免使本党示人以不广，请楚主任向曹圣芬关照：但是曾几何时，第一大报也一样广不起来了。当《中国时报》拒登我的广告，出版社方面请我直接写信给余先生关照的时候，我说何必呢？余先生自己，会不知道吗？

我跟柯、简二位又说：在国民党大员中，余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毕业中央大学，又留学英国，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中国名将录》里说他是“年轻、英俊和富有政治家风度的人物“。他少年得志，官拜中将，在我们家乡任东北行辕政治部主任兼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可说是一表人才。但他暗投在国民党的大洪炉里，他就无法不和国民党一样，国民党祸国，他有份；国民党丢掉大陆，他有份；国民党办报言人，他有份。他的身世，真令我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之感，我真为他可惜。请你们二位转告余先生。

柯、简二位面有难色，我笑着说，在《中国时报》的畸形权力结构下，我真怀疑你们敢把我的话转告余先生多少，但是余先生不明真相，他又何从知道他错在哪里呢？

今天凌晨四点就醒来了，我躺在床上，对自己说：我跟余纪忠交情一回，还是由我亲自写封信给他吧！于是我就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把对柯、简二位谈话的内容写得更精确一点、仔细一点，就是上面这些话了。

去年一月三十日，我发表《给黄少谷先生的又一公开信》（收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九册），最后说：

……回想半个世纪前，新闻界没有封杀你，因为你可以办报，“军阀“允许任何人办报，可是在“大有为政府“的今天，反倒不能办报了；又回想半个世纪前，司法界没有被这样污染，国民党员罗文干遭到政治迫害，“军阀“允许司法方面不配合，可是在“黄少谷主持司法院“的今天，司法方面的“言之痛心“，反倒愈来愈重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新闻界和司法界，半个世纪来，是不是开倒车了？

问题已不在开不开倒车，问题在即使开倒车，还能开多久？少谷先生，你八十开外了，你和你的同党尽管不知今日何日、今夕何夕，但是你们的子孙应该知道，我真不愿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老套来劝你们，但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因果铁律，究竟还不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老人所能推倒的，你们总该避免殃及子孙吧？

如今，在倒车日甚声中，我们本该不要再结怨的人，却又周而复始，又来结怨，并且“殃及子孙“，是由先生的第二代出面，参加斗臭我了，我真觉得意不能平。回想十八年前，我到法院告先生，国民党法院为了开脱先生，竟推翻文明法例、推翻自己二十二年院字第一，一四三号解释例，说先生是发行人，所以无罪；如今我告先生第二代，自知结果如何。先生当然知道我绝非笨到妄想在此时此地法律上还我公道之人，先生当然知道我不过在留下历史记录与时代罪证。先生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三而网的与我结怨，以为子孙之余殃？我真对先生之不智，为之呗息。国民党的悲剧性格有多重，其中之一就是自大狂，总是高估了自己，错估了敌人。在大陆错估了共产党，所以到了台湾；在台湾又把我们看扁，所以好像总把我们吃定。其实如日中天的汉武帝，都吃定不了司马迁，而被司马迁遗臭万年；何况是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当然国民党不怕历史、不怕异己，但对为子孙余殃，总有所怕。陶百川日日大声疾呼请种善因以留善果，但他自己却举家放洋以为趋避，其内心之明智与恐惧，可知矣！我今天做法律游戏，告先生的第二代，官司事小，象征事大。即我们这些国民党统治下的受难者，决心有同第一代斗争后又同第二代斗争的准备，结怨相报固然令人不快，但是只要国民党执迷不悟、欺人太甚，我们又有什么选择？遗憾的是，对我个人说来，我真的“不愿与余先生结怨，因为余先生毕竟是国民党大员中最能欣赏我的人“。但事实演变，先生人在江湖，竟前后四次，以不公正对我，甚至有甚于《联合报》，纵有；日交余情，亦云寒矣！我遗憾要以先生父女为斗争选择之一，一如先生父女选择跟我过不去。我真的感觉到，在政治壁垒的对峙下，甚至仅存的最后一叶都要飘零以去，在火光中、在爆破里，为时代的无情，留下悲怆见证。我本想尽量抑制自己，留下一个例外，但先生逼得我没有选择，我只好备述原委，以供先生反省之资。这是我给先生第一信也是最后一信，长与先生，生死辞矣！

这封信是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清早写的。写好后，我拿给黄怕看。深知余纪忠的黄怕说：“要这么麻烦吗？以余先生那么聪明，我去跟他说就好了。“果然黄怡越过“柯、简二位“，开辟第二渠道，见了余纪忠，余纪忠照我开的条件，道歉赔款了事。为了给余纪忠面子，我请黄恰带去三幅不错的画，半开玩笑请黄怕转告：“余先生别以为自己吃了亏，如不喜欢这三幅画，可卖给蔡辰男的国泰美术馆，包余先生还可赚一票。“

这就样的，黄怡捧了书面道歉和四百万现金过来，我抽出十分之一，送给黄怡，黄怡不肯收，我说：“算余老板请客，你没有车，你去买辆汽车吧。“她笑起来，勉强收了，真买了新车，变成汽车阶级了。后来胡虚一看了这封信，对我说：“李敖兄啊，这才是好文章啊，你可以写不骂人、不粗野的文章，而能把意见表达得深为得体，那么动人，为什么还要写其他那些骂人的、粗野的文章呢？“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不少我快意恩仇的背景，但究其原始，这笔财路是我好心帮助胡虚一而来，义助朋友于先，才有“财富逼人来“于后，这也算是好心好报的因果关系。这一事件后，或许有人说，你这样对余纪忠，那《联合报》的王惕吾还不一样是报阀，你对他是不是反倒优待了？其实没有，我揭发过王惕吾为美军开妓院的事，扬他丑扬到这种地步，这是优待吗？凡是报阀，我都不放过，连小报阀－林荣三，我都“小的也要“呢！梁子最早结在林荣三的《自由时报》乱登消息，说：“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娶媳妇时，李焕夫妇破例到场祝贺。席间，李敖突然出现，并和李焕亲切拥抱，引起现场一场骚动。“看到《自由时报》，我很困惑，因为我不但早已多年不参加婚丧喜庆，并且与我们东北籍的什么立委、监委、国代之流根本没有来往，不但没来往，我还写文章一再骂他们呢！不但不认识的我要骂，认识的也照骂不误，梁肃戎被我骂得狗血喷头，就是显例。立委石九龄且是我三姊夫石锦博士的爸爸，于我是亲戚、长辈，我也照骂不误。如果真理所在，我因为对方是同乡、是亲长，我就放水，那李敖还叫李敖吗？我根本不认识“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及其血亲姻亲，又何从“突然出现“在什么婚礼之上？何况，我一生美女都拥抱不完呢，谁要去拥抱李焕？也许有人以拥抱国民党大员为荣，我却深以这种不实报道为辱。《自由时报》实在太乱来了，因此我请来郭鑫生律师，把它告到法院，可是没告成。但我没完没了，又逮到它诬指我开车闯红灯，就凭这么一句话，我又请郭律师告到法院，地方法院法官谢碧莉判林荣三赔我十万元，我嫌少，上诉以后，高等法院法官吴欲君、王立杰、陈博享在我的依法纠缠下，判他再加四十万，今年七月六日支票开过来，连同利息一共赔我五十四万九千七百九十五元，可见我如何快意思仇！原因简单极了，就是“林荣三，大土蛋。讨厌你，跟你干。逮到你，法院见“。如此而已。

美国绰号“黑色轰炸机“（BrownBomber）的重量级拳王乔·路易斯（JoeLouis），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独霸拳坛十二年。他临退出江湖前，到台湾做过一次表演赛，美中不足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没有可堪一击的对手能配他一战，他在台上，表情只是一片索寞。一个不量力的美国军官颇有拳名，上台跟乔·路易斯比划，可是拳未伸出，人已被撂倒，乔·路易斯表情继续索寞——他索寞，因为在这个岛上，没有真正可堪一击的“敌人“。乔·路易斯来时，我正念中学，看到报上对他的描写，我茫然一直难忘；可是多年以后，当我在文坛上独霸之余，我想到乔·路易斯，却又恍然若有所悟。乔·路易斯在美国，有一次与朋友们外出，途遇有眼不识泰山的小子们寻衅，小子们打过来，朋友们打过去，但是大家交手，乔·路易斯本人，只是闪躲而已。朋友们大叫老乔你怎么不打，乔·路易斯说：“我这一拳多值钱啊！

怎么可以用来打这些小子们。“乔·路易斯说这话的时候，也可想到他的索寞——上台的“敌人“固然不堪一击；台下的小子们，他也不屑一揍啊！我在台湾文海称雄，有一点对乔·路易斯自愧不如的是，我有时要在对方太不入流的时候，为了开道过路，也会挥拳施教，“打这些小子们“。并且，总是擒贼擒王，是狗就找主人，是和尚就找庙。做主人的、做庙的，别想藏在身后，我一定把他们揪出来打。有人问，你李敖不是也说过：“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

吗？为什么你还一再做这样的事？我的答复是狗咬着你不放，你怎么办？只有先把狗弄开再说。就像孙悟空对上二郎神，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好了，可是二郎神带了一条狗，先放狗来咬他，怎么力、？总得先解决狗的问题才行啊！可是解决狗的问题又不够，最后只好打成一团了。一九九一年，潘君密（大风）写《美丑与得失》就有这样两段：“昨（四月十六日）晚看了美国国家电视台（ABC）采访新近自大陆逃出的暴乱分子柴玲女士的节目后，使我立即想到……李敖先生的名言：

我的一切努力，都随着台湾的微不足道而小化了！同样道理，柴玲之所以受到美国传播媒体的重视与利用，正说明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套李敖说的话，那就是：柴玲的一切，都因为中国的强大而大化了！，李敖反国民党，著作等身，英勇盖世，积三十年之努力，竟不如柴玲小姐拿着小扩音器面对洋记者一夜之间的哭哭叫叫。其间道理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李先生选错了对象，好比唐·吉河德去斗风车；而柴女士风云际会，正好当了中、美两强政争中的一个码子，所以一夜成名。台湾太渺小，小得死活都没人理；中国太伟大，大得掉一根毫毛都被人拾起来当活宝，这一点对搞反对的人而言，是非常之重要！尤其对柴玲而言，更应该对她所反对的强大的祖国，深怀感激。“柴玲到外国后，写信给我、打电话给我，我也以在大陆、台湾的努力与收获悬殊为言……（略——编者狗屎编者－文岭）台湾太小了！国民党太小了！

虽然如此，我仍；日自勉我自己一段话：“当它变得什么也不是，你跟它同在一起，你也变得什么也不是。你不必对殒石做什么，如果你不与殒石同碎，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世界性普遍性永恒性生命性的工作吧。“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也是我余生的方向。我一生的计划是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作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大多了、太复杂了，我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我却一个人完成它。这是我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有大帮助。也许有人说：“你做的，好像是最后审判？“其实不一样，最后审判是人类的愚昧已经大功告成、已经无可挽回，只是最后由上帝判决而已。我做的，却是一种期中结账。结账以后，人类变得清楚、清醒，可以调整未来的做法和方向。所以我做的，跟上帝做的不一·样，我们只是分工合作。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到最后审判落幕，他只管首尾两头；而我却管中间，要清清场，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但在最后没到以前，我要检讨一切，包括上帝先生在内。

十二年前，当刘会云去了美国，我想起龚定盦“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的句子，感而有诗，写了一首《残棋》：

不必有惊天号角，

不必有动地鼓鼙。

无声中，我们作战，

在泥里，一片春泥。

哪怕是好花堕水，

哪怕是落红成离。

只相信此心一念，

一念里多少凄迷。

明知你-你将远走，

明知我-我志不移，

明知他-灰飞烟灭，

也要下这盘残棋。

如今，残棋已毕，我这“国手“也虽胜犹辱，势将以垂老之年，做台风转向。我决定把我自己期中结账，写回忆录和炔意恩仇录，双双以告苍生。当年司马光曾自豪：“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我写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也庶几近之。有些看似私事细事，且事涉他人或第三者，但我以“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的坦白，都给写出来了。此司马“光“之心，路人皆知也，甚至我觉得，我比司马光还司马光。

因为司马光还恤人言，为了有人说他迟迟不把《资治通鉴》完稿是为了图利，他乃匆匆写完，以致五代部分写得草率；我呢，绝不怕人说话，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才真正是“君子坦荡荡，，的作风。正因为我相信司马光的自豪标准，因此我写出了任何中国人都不敢坦荡为之的一面，若有人大惊小怪，我倒建议不妨看看英国文学家哈里斯（FrankHarris）的自传－《我的生活与爱情》（MyLifeandLoves）。比起他那“西洋金瓶梅“式的记录，我写出的，不但只是大巫面前的小巫，并且简直不够看了。

我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登陆台湾，一天也没离开，转眼已满五十年。一个外省人，五十年在孤岛上，一夭也没离开过，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外省人，“残山剩水我独行“，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下，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直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

在所有斗争中，总是以人不可及的大人格、大节操、大头胁、大才华、大手笔、大刀斧、大有为和大不敬，去斩将搴旗，外加踹走狗、小卒一脚——李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看不惯，都可成为我嫉恶如仇的敌人，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料与黑资料，笔力万钧，把死人鞭尸、把活人打倒。在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作业中，我是独行侠，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时髦不能动“。画饼楼主在《台北日记》中说：“对整个知识界、思想界来讲，李敖才当得起真正的孤星，因为他耐得住寂寥，忍得住高处不胜寒。“正因为有这种气魄，所以我不为“时髦“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在往矣以后，口头以先知姿态，作弄别人。别人永远跟不上我。别人是羊的时候，我是老虎；别人变成了老虎，我又是武松。这样的外省人，在这样的孤岛上，岂不是怪事么？

亚历山大大帝见到思想家狄阿杰尼斯，自负他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我是狄阿杰尼斯。“而我的自负是：

“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我是李敖第二。“五十年在台湾，我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虽然如此，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严格他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于大陆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才少一点怒容、多一点苦笑。

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陆是李敖的乡土，但我不在其内；台湾是李敖的乡土，但我被见于外，不过，对我说来，在内与见外，皆属过眼烟云，总归中国是我的乡土，在这乡土上，大陆也好，台湾也罢，对我都是一样，我的终极是在无何有之乡、在广漠之野、在中国与人类的历史上定位。在那定位深处，我英灵不泯，也会蓦然回首、回首“向来萧瑟处“的台湾、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台湾，而有以浑然一笑——我会自语：“那个孤岛吗？我曾经住过五十年，从青春到老去，我都在那儿．那是一个奇怪的岛，不论我住多久、不论我多少快意恩仇，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虽然如此枯寂，我还是忘不了它！“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清早，在中回台湾写（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毅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大体解剖“，然后做成完整骨骼标本，永远悬挂子台大骨科，除嘉惠医学教学及研究外，恨我入骨者亦可髑髅相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