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之在前，忽焉在后（2 / 2）

以上这些“事后才知道“，指的是这本《李敖快意恩仇录》。在出版厂《李敖回忆录》一纸风行之后，后来又陆续知道了李敖先生的许多“丰功伟绩“、精彩故事，总觉一忆不足，而有再忆之必要，这也就是商业周刊出版此书的原因。

如果从写作体例而言，第一本《李敖回忆录》比较像编年体，按照时间序列的先后写作，由家世、童年，而求学、而当兵、而工作、而入狱、而复出，并且预告了前程，算是完整地做了一次告白。

这本《李敖快意思仇录》则比较像纪事体，李敖先生别出心裁的用厂各种纪，有地质年表、有公司名、有节气，充分发挥了创意与想象，极具写实的巧思，大师功力，毕竟不凡。

对我个人而言，快意恩仇一向是梦中的想象，现实中则既不能“快意“、也无力恩仇（对有恩者未必能充分回报，对仇家或无力为之），但是读完此书，快意思仇，跃然纸上，痛快淋漓之至。

记得台湾TVBS周刊创刊时，曾以“活在台湾，做你自己“为宣传口号，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犹恐不及，谁能真正做自己？读完《李敖快意思仇录》，我不能不说，真正能做自己的，惟李先生一人耳。

在前后为李敖先生出版这两本回忆录期间，正值公司所归属的城邦集团合并之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出版前辈们，一起归属到城邦集团的旗下，公司内不但成员在互相认识了解，而各出版社的组织文化也尚在融合互动，其实对李先生的回忆录并未能充分照顾，但李先生对商周出版，以迄城邦出版的运作状况，垂询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所幸上一本《李敖回忆录》颇受欢迎，忐忑之心，稍能释怀。

李先生的关怀，也算是我“事后才知道“的一部分，其实李敖在媒体中、在笔下，对政客、对伪君子、对帮闲文人，大加挞伐，不假辞色，其实都是在罪证确凿之下所为。而个人在接触李先生的过程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那种近乎羞涩的客气，那种对晚辈的谅解，有时实在不能体会这是同一个人。

现在再一次写这篇文章，实不敢以序自称，仅能以一个出版者的心情，说说我对李先生的感觉。平心而论，李敖先生的一生，早已不需我为文奉承，李先生一生治史，史家是相信历史的公论的，但前提是要留下足够的证据，现在这本《李敖快意思仇录》，无疑将留下足够的凭据，李先生或不见容于当世当道，但是未来名山千古，将有定论。